清华经管院长白重恩:面对经济下行,我们要保持定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师白重恩教授日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从短期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痛苦,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调整方向正确。面对经济低迷,我们应该保持集中精神,通过改革和解决实际问题来激发经济潜力。

以下是北京新闻《白重恩:财政政策要适度积极但一定要透明》的独家专访。

1。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你如何看待本轮经济低迷,为什么?白重恩:我认为本轮经济低迷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外部因素。美国制造的经济和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因此,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都在下降。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表现之一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增速正在放缓。例如,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为19.8%,而2018年则大幅降至3.8%。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略好于2018年,但并没有快多少。这样,作为主要需求的投资突然放缓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下行压力。

但这不是一件坏事:一方面,如果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债务将急剧增加,这可能带来地方债务风险。为了防范风险,必须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大规模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加剧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然而,应当指出,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停止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从短期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痛苦,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近20个百分点大幅降至4个百分点。调整的速度可能有点快,但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三个原因是金融监管的影响。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们不仅要限制地方政府自由借贷,还要加强对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例如,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要求一些表外业务回到资产负债表上。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监管应该适当加强,但我们忽略了一点。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给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难的问题。如何理解?

在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中,有一些有效的手段来分担企业融资的风险,这可以使不同的企业或借款人承担不同的风险。然而,在不发达的金融市场,风险分担机制并不奏效。如果加强金融监管,将对企业贷款的风险提出很高的要求,这将使企业难以获得资金。

事实上,当企业发现贷款困难时,并不一定是银行歧视某些企业,而是银行害怕贷款给某些符合要求但有风险的企业,因为监管要求银行承担终身责任。除了风险分担的问题,风险定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果企业的贷款风险很高,企业可以支付更高的成本来抵消风险。然而,目前的监管对风险定价也有太多的限制。这样,市场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风险定价也受到约束,这使得金融机构根本不愿意贷款或不向企业提供贷款,造成融资困难。

对于国有企业,这个问题

“优惠模式”是指虽然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总体经营环境并不理想,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企业被某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认为对当地经济发展很重要,或者对领导的提拔有很大的积极影响,那么领导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它。可以说,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中,优惠模式的确帮助我们的企业解决了许多问题,带来了经济增长。在优惠模式下,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市场化,有时是市场化。

现在优惠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不如以前有效了。它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场配置资源有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必须有一个良好和包容的商业环境。然而,一方面,“旧”的优惠模式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普惠公司的业务环境还有待改善。“新”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转型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2。财政政策的大门可以开得更大一点,而后门必须紧闭。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应该依靠改革还是政策来保证增长?

白重恩:面对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约束。在制定政策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增长必须达到一定的速度。

除了硬性目标,经济增长放缓会影响信心吗?

它确实影响预期和信心,但信心应该建立在经济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上述金融体系改革和商业环境的实际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了,信心自然会回来。因此,我不认为经济增长太重要。面对经济低迷,我们应该保持集中精神,通过改革和解决实际问题来激发经济潜力。如果我们不解决具体问题,试图依靠扩张性政策进行政府驱动的投资,我们可能会陷入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说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我们需要财政刺激。

如果刺激是政府投资,就需要占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资源被占用后,私人投资的成本相应增加,这两种投资的回报率不同,这将导致整体效率下降。但是,由于整体效率下降,我们需要更多的刺激来实现一定的增长目标,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现在能找到多少有效投资目标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没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人们对一些基础设施不满意。我们确实需要投资基础设施。但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常大,我们不能这么快就做这么多基础设施投资。面对经济放缓,难道没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吗?白重恩:仍然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从2017年的近20%大幅下降到2018年的4%,调整速度可能会快一点。在这样的节奏下,企业很难应对。因此,重组必须采取市场能够响应的节奏。

因此,我赞成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它必须透明。例如,地方政府融资的大门可以打开一点,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可以增加。然而,这种债券是公开透明的,放松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然而,当打开大前门时,后门必须紧紧关闭,不能回到老路,地方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制造许多不透明的债务。

对于货币政策,现在的问题不是银行没有流动性,而是银行不能放贷。因此,比放松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突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还是要好好想想。3.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私人投资。你对中国的采购做了研究

增长潜力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效率,这与投资结构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私人投资。

几年前,我们预测了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没有考虑短期冲击的影响。预测结果是,2050年前,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缩小,潜在经济增长率将逐年下降,下降速度将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将从2016年的6.12%下降到2050年的4.04%。劳动力的增长率将从2016年的0.24%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1.19%,主要是因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到2050年。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往往供不应求,60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国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6.36%,2021-2025年为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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